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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传播安定——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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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9-03-05 17:40:00   来源:子长新闻网    点击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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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最早在折家坪附近设宽州,以后在丹头设丹州。元朝以前,有了安定堡。洪水把丹州摧淹,元朝把安定堡改设安定县,县衙前有元大德年(1297年)槐树一株。所存民刑诉讼判决案卷,最早为元至元年间(1264 年)。山岭“宝塔”为唐宋建筑,城外北郊“石宫寺”之万佛洞,石窟中有千万个小石佛,随石窟之壁刻成,为隋唐时代所凿雕。县署所存之全县人民纳粮(交田赋)的“地丁名册”,明朝者不全,清初的完全整齐周全。
        从明清两朝五六百年,全县人口为二里九甲,不到三万以上。同治年回乱之后,全县田赋一年才收九百两银子。陕北各县多在三千、五千、万两以上,安塞、保安、安定、中部等七八县是人口最稀少、钱粮最少之县。关中,据传好县一年一县要交数万、十数万两。汉中,据传富足之县,年纳二三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。因此,坐知县官,不用贪赃卖法,光在田赋
足收(一两收一两一钱,便有二三千两之正当、合法、公开、还落个清廉的外收入),就可坐而致富。一里是一万二千五百人,至于一里是四川或五川,十甲或百甲,知者不轻易告人,致未弄明。
        庚子之前,官绅众论,称为“有地无民”之县。地主之间,也以“空纳粮”(只向县衙出田赋,而土地无收益)向官绅诉苦。庚子后,因旱灾及战后处罚义和团人员,山西的饥民和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的义和团散众溃卒,移来流浪,落户,垦荒。
       清末至 1920 年,全县荒山荒地约占耕地少半,还行报荒办法,把无主荒山向县衙花点贿赂,向“粮名册”一办登记,数十、数百、一二千垧土地山川全归所有,每年只缴纳三五两银子的钱粮(田赋)。当时,年纳一钱银者,有地约一百多垧。不过,商人一两银在街市才五六百文或七八百文铜钱。而向县衙交田赋,一两银子即须农民缴纳一千五六百文或二千多文铜钱,另外还要给管收纳人员送点鸦片烟或钱才行。否则,收了钱不记账,农民还要出,差役催收还要出鞋脚钱,管饭,供大烟。农民,皆托甲长(不只十家之甲长,为收代缴田赋,一甲数十里方圆,千户人家)或里正代交,甲长、里长为纯尽义务职,每年春秋催问。据传纳粮户有七八十年、三四代还轮不到一次。因而,人多不愿贪污,且认为是代人做好事,如修桥补路一样的“善事”。 
        1916 年后,世局日乱,兵匪为祸,税捐繁兴,全县改由十三个“保董”专为县署征收田赋,称为绅士。初为义务职,由富裕中农、富农、小地主等上升户担任,渐演至征收田赋之外,兼管苛捐杂税之摊派和收缴。或任一年,或任半年。多由城绅和县长议定、指定。故任者多不愿为、不乐为,一嫌惹人,二嫌误自己的家务耕作,三嫌白效力,没工资,出力不讨好,
四嫌差役委员之骚扰。因此,民初,乡绅皆非自愿,出于套弄或胁迫,有的是城绅欲谋其土地,或有宿怨私仇者,故向县长荐任,借刀杀人谋产陷阱者。以故,洁身自好者,皆力辞不为,万一被套住,搞一搞,完成一次,半年或县长走,绅士换,亦辞退。
        1918 年前后,县长、城绅,允许保董一年从尾数、附加,支用百八十元,作为生活弥补,还不是公开、合法的薪金。就这样,反贪污斗争还有,保董屡被控告,撤职,法办,很难任过三年者。其最大贪污,年才不过三二百元。五百元以上,千元以上者即处以二年至三五年有期徒刑了。
        1921 年后,保董(区长)才许月支六七元薪金,(比兵饷或一样或不及,比小学教员多,比年工能顶三二人的工资,比民团团丁能顶一个半的月入),作为正式、公开、合法开支。无办公地址,其家即办公处。月入十元以上,即可按贪污揭发控告。此时,保董皆在烟款附加、捐款附加中打主意,县派一千,他向人民派千一二百。厉害的家伙,是把收到的公款,在未交之前,一月以五分、八分、一毛的高利暗贷出去,向上拖延一月、二月,从中渔利一批月息。至于尾数,在官绅易人,上边不知、下边无人过问之隙,从中中饱。至于挪用收下未交之款买鸦片、投机,那就不算贪污舞弊了。个别能者,只是假公济私,弄半年一年,赶快辞职,即落好名,又能发点小洋财,投入生产,没人能知其如何自私自肥。
        1930 年,王干侯任县长,改革县政,始撤销十三区、十三保董,划全县为五大区,后改六大区,行区长制。区长尚未明定年薪,大致在百元左右者,不以贪污或犯罪犯法论。以后定为月十元,一年一百二十元,公开合法。好人,还是不愿干,嫌惹人民怨恨,嫌官吏、城绅、委员、差役麻烦也。
         光绪二十七年(1901 年)至 1923 年的 23 年间,在安定来说,还是一年比一年繁荣的时代 :饥民难民,把全县的荒山荒地逐渐开垦,人烟稠密,农民一出门遇七八只狼、十多只狼的事,一年比一年少了,农家室内黄昏羼入狼,狼在午间伤人的事也少了。烟赌盛行,小商业、小食品业兴旺,穷人容易谋生,市街繁华起来,集镇兴盛起来。二十来年风调雨顺,丰收
之后,粮食不贵,存粮人多(中农,至少一年也存三五石粮食),水草丰茂,牛羊牲畜旺盛,粮贱粮多,制糖、酿酒、造粉业发达,肥猪糟牛,北供榆林,东供汾阳,23 县只有瓦窑堡、安边,特别突出的特殊繁荣。辛亥革命后,因为反对羊圈捐,北区李银川、崇儿川(今重耳川——编者)(遇天山往北,玉家湾、贺家湾、南沟岔等数十村)农民自发抵抗,赶掉知县,弄瞎绅士的双眼。是陕北 23 县闹事最早最凶的县份。陕西省西安放官赴任,上官诫别“小心刁民闹事”,官场中以坐安定知县为难事。1932 年起,西安官场又以赴安定坐县长为“赴险”。但,全陕北 23 县和全陕西百多县,全西北三百多县,从 1916 年至 1923 年间,八年内,唯安定、瓦窑堡为战乱最多、兵匪之灾频繁、无一年安定之县区 :
        916 年正月元宵节,郭坚部之高豁子夜袭瓦窑堡,驻军军营被用火攻,烧死多半,烧伤一部,余逃散。十六日上午高部攻城,占领,抢劫街市。居民因闻枪声逃避,中流弹而死者四人,当民团、警察而死者二人。五千年弓矢、刀矛,第一次被“快枪”代替。虽然驻军也有“快枪”,因和平时期,只操练,不打靶,不射击。洋枪虽在国内已数十年,在西北已二十年左右,在瓦窑堡已四五年,但,人民,尚无一人听到过“来复枪”的声响,也未见到过“洋枪”打伤、打死的人。城市中人,只看到军队背着洋枪上操。听人传说,“洋枪”比弓箭刀矛厉害,摆下七桶水,“枪子”穿过去还可以打死人,但,皆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,言者口焦舌敝,听者半信半疑;若有转述传说者,人们要问 :“你见来?”“你试过?”“听谁说的?”“胡扯!”“黄嚼黑道,不知哪里来的妖道!”而,经过这次战争,有的受惊逃奔,跌伤跌死 ;有的妇女被奸污,被传为笑话 ;有的被军队捉去抬尸首,抬火烧伤的残废;有的眼见“土匪”(高部)逞凶,有的耳闻“土匪”喊杀,喊“有仇报仇,有冤报怨”;有的要掩埋流弹死者,孤儿寡妇号哭身历。这次死人不多(老百姓),战争时日不久,半夜半日,但,给人的印象最深。“正月十五”成了安定全县老幼男女的口头禅。个别地痞流氓,得匪赠与,或乘乱窃到银钱(商号商人的),或因账约被焚,免了烟赌大债,人称“发
了洋财”。债主骂欠债户拖债不还时说:“不给钱,想等正月十五,发洋财!”开玩笑的人互相玩笑“谁要您正月十五不会发洋财?!”或者“你也想再有个正月十五发洋财!”
       事后,抓回好几批,杀在城外,杀人如切瓜。杀人有成百成千人去看。刚能记事,刚能懂事的,非常奇怪,杀猪羊为吃,杀人为什么?1917 年,却又来个二月初,小王进占瓦窑堡,全城市民几乎逃光,幸未打仗,也未伤人。有钱人家,全家往山西逃避,认为不可安居,世事乱了,人心坏了,说不定哪年哪月会抢人,杀人,打仗。财主温、阎、吴家,全家老幼到山西柳林碛口去住,那里是太平地方,无匪、无灾、无战。穷人们三个一群,五人一伙,下午互相乱扯乱谈。他说“七米厘”,你谈“套筒枪”;张说“曹老九”,李说“杨九娃”;王说“卢占魁”,刘说“郭金榜”……
        1918 年,却又是八月二十六日拂晓,李清兰进攻瓦窑堡,高双城几乎被活捉,赤身露体从史家店逃奔野外。枪声如炒豆,流弹如雨,双方死亡街巷十余人,激战一日。下午,街上已有人。第二日,街市之人,宛如无事无非,似乎昨日之战,如梦,如无,人人各干各的。可是,从此,“正月十五”有了伙伴,人们一开口是把“八月二十六日”和“正月十五”并提并论,决不单调单谈的。乡下,土匪绑票又成时髦,乡财主(地主、小地主、富农)子弟或其家中主事人,被拉去勒赎,赎票,撕票,送礼,送鞋袜,谁被拉去,谁被赎回,谁被撕票,谁家拉走人之后家败人亡了……又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。捉回的“土匪”,少则七八人,多则十多,二十多;对待土匪,不是刀杀了,而是“枪毙”。因而人们又流行说“吃洋落花生”或“吃卫生丸”,那是“枪决”“枪毙”的代名词。
        田维勤的全营驻瓦窑堡,军风纪很好,各阶层人皆赞许。一次,田出外,士兵为饷遇拟兵变,其女人知觉,不待田回,召军需人员,发饷止变,人称其能。一次,发了军饷,本地着名能巧银匠齐润娃,作假银锞,流入田手,田数夜侦查,将齐正法 ;齐之二子,弃银匠不当,到井岳秀部下去当兵,谋为父报仇。后田率部到河南兵败,无下文。齐氏二弟兄,亦无所
成,无下落和结果。
    由于刀杀、枪决尸首无人掩埋,抛弃旷野,致狼又多起来,瘟疫也盛行流行起来。一位河南卖书笔小贩,夜腹泻,到河边去洗污衣,被狼吃了,尸臭三五里。瘟疫死人,顷刻即是。有说刚见某家装棺材埋某人,人不信之,皆言才在这里和大家谈论吃饼子。话尚未毕,又一人说某人买好一个西瓜,瓜抱怀中,尚未切开,抱瓜之人却死下了。家家户户,男女老幼,额上“火罐踪”,背上腹上大大小小火罐踪一个连一个,大的下压小的,星罗棋布,面黄肌瘦,言不成声,弯腰背弓,“东亚病夫”,名副其实。
       1919 年农历十月、十一月,河水结冰,又告匪警,全城居民,东逃西奔,冰未结实,踏冰抢渡,妇女小孩,颇受凉累。
匪灾虽多,雨水充足,天年丰收,旱地平川亩产千斤以上,有一垧半收谷十一石者。梨有十二两、一斤一颗者,最大有一斤四两(20 两)者。山药蛋有半斤、十二两、一斤一颗者。南瓜有十五斤、二三十斤一个者。西瓜有三四十斤一个者。一位青年全劳,只担两个瓜。谷穗有二尺、二尺半长的。秋白萝卜有二尺多长的。秋天白菜一株有三五斤、七八斤,最重
十五斤重者。
        洪水也多,最大的洪水,把瓦窑堡城墙的东门(铁甲)冲去,水比城墙仅低一尺多二尺,几乎灌入城内。河柴、大块石,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,许多良田、田禾被冲毁。洪水过后的河水也非常深,以致淹死人、驴之事屡有出现。河水渡口,均有标识。另一方面,也有些穷人,捞到河柴、石头、牛羊、瓜果、木料,度过穷困。也有很多人学会游泳,抢救人畜、木
料,或潜入水中捞出淹死之人畜及淹淤了的物品。善游泳者,不止履险如夷,且可救人于惊涛骇浪之中,或十、百尺深渊之底,宛如探囊取物,毫不费力,神色泰然。
       1920 年,驻军因欠饷索饷而哗变,打死官长去当土匪,对市民毫不伤动。
       1921 年,兵变由排长、什长等下级军官带领士兵,绑起连长,夜间鸣枪数响,把军饷军械带上,拉上所绑官长而走,也对市民、绅商毫不侵犯。老年人谈论:“世事越来越怪,文明,文明,文明到当土匪也文明起来;先绑财主,后绑官;先抢商号继要饷,再过几年大改良,再过几年大改样。”
        冬,地震,山岳动摇,高山上的庙宇窑洞坍塌,平地的房屋也裂,戏台上唱戏的抱住台柱不唱,看戏的人被震倒睡下一地。邪说横流,异端纷起,百口百说,莫衷一是。
       1922 年的农历闰五月初五,夜间,驻文昌庙的一排驻军,半夜,鸣
枪数响,表示兵变,立即走了,既未入市,又未入城,全排连官带兵,整整齐齐而走。枪响之后,居民、市民或逃入山沟躲藏,或逃附近农村。
       1922 年六月,距瓦窑堡十里附近,捕回土匪数人。总之,八年间,没有一年没战争或兵变。老百姓则成惊弓之鸟,一有
枪响,人皆逃奔。演化至男女小孩结队游戏,互列阵营,互相作战、讲和、援助,街巷被据,石子乱飞,行人被伤。警察局劝告家长管教,有的孩子头破血流。
        辛亥革命之民国元年起,至 1923 年 12 年间,瓦窑堡,步兵、骑兵,住过七八种番号,至少一连,多至一旅。来时为连,走时为营、团、旅。乡间小土匪闹,城市,大土匪,大兵灾,加上苛捐杂税,修城墙,修寨子,给军官建碑坊,给县官、委员出供应,给军队供差役、粮草、蔬菜、用费、器具……负担、劳役,加上绳拴、棒打、吊拷、禁闭、勒索。战灾,兵灾,匪灾,官灾,瘟疫,加上烟赌盛行,烟鬼赌棍在倾家荡产后,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斗殴,悬梁,服毒,跳崖,寻死觅活,不是死男就是死女,不是死老就是死少,不是死人就是跌伤、疯狂、毒昏……还有债欠之间,打架,打官事,拉牲畜,挡牛羊,要田地,抵房屋,遭人命,起诉讼,纷纷乱乱。老年人中的封建迷信分子们说 :“世事越来越瞎,有前清,必有后清 前汉后汉,民国民国,不如前清。世乱纷纭,谁想怎就怎。昨日土匪,今日收编,明日成官,老百姓还得顶戴!”中立人士们说 :“乱了,乱了,还要乱,乱极,人才思治!”
       1924 年是小旱灾,陕北,安定,自庚子后(辛丑不平等条约,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役),凭烟赌兴起的繁盛,又开始衰替。本来,自 1916 年战争起,物价、金融,开始波动 :铜元渐多。有当二十的。开始使用银洋。前此,纯用银锭、银锞、银块。而且一两银子从六、七百文铜钱涨到八、九百、一千多。银元一枚作五、六百文铜钱,涨到七、八百、一千多。一
枚银币只作六钱银子,涨到七钱、七钱二、七钱五。一斗小米从二三百个铜钱涨到六七百文。一匹布(一尺三寸宽,五丈五尺长)五、六百文涨到千多文,甚至涨到一尺七、八十文。一个饼子从两文涨到十文。虽然,各种用品涨价,七八年间是慢慢涨,缺时涨,多时回跌。人多,荒地开垦多,日用品涨,农产品涨,差价虽然悬殊,天年丰收,战乱,疾疫,人还觉得勉强可以度日。到安定、瓦窑堡来的饥民、难民,不只没有饿死一人,而且个个家家都过好了,有的还发财回籍去了。但,从 1924 年旱灾出现,物价腾贵,金融大波动:放债的月息从二分变成至少三分,甚至五分。当铺,由二分改三分。小押,由三分改五分。多年的低利借贷,互通有无,变成了高利贷,催命鬼。银币一枚,二千文。饼子,一个二十文,只四、五两重,不及过去两文的半个大。过去,一个中常饭量人,一文豆腐,二文或四文饼子,一顿管饱。此时,三、五文的东西须出八十或百文上下。
       兵饷,最初一人一月一两银子。民初,二三两。1916 年至 1920 年为三、五两。1921 年起每人每月六元,克扣之后按四、五元发。
       工资,民初,年工,一年最高十千文。1916 年后最高二十千文,1921 年后最高四十千文。1924 年后,最高二三十元,每月才二元左右。大商店的最高工资年七八十元,已是贵族工人了,二掌柜。秋收后,虽又回跌,跌的没有涨的多。以后只有涨没有跌。1929 年大旱灾,涨得更没有样子了。
       全县居民,老户不太多。县城,以史、王、孙、贾数姓为多。乡间,李、张、王、强、赵、井、石、郝、杨、刘、马、冯、白、惠、曹、吴、秦、阎、栾、南、谢、郑、齐诸姓多。清初及光绪初年旱灾后,由山西移来之人,约占五分之一。瓦窑堡及近郊又有肤施插花地,阎、吴、秦、冯四姓多为肤施之民与地。东部,杨家园(今杨家园则)往东,虽安定人,口音已带清涧语音。北区,口音独特,哪里也不像,叫“驴”为“鱼”。南区,近延川者为延川音,近延安者为延安音。只有西区,城区,瓦窑堡及近郊为纯安定口音。言语、风俗既不与绥米同,也不与三边、延安、延川同,更与清涧大异。除烟鬼赌棍外,居民勤劳,俭朴,淳厚,忠直,勇敢。拔贡、秀才,和农民一样担水、担炭、种地、捡粪,这是 22 县,甚至全国没有或
不多的。待客宽厚,甚于各地,家中穷的吃不上,待客总要弄些好酒、好肉,好面、好饭,好接好待,使客人满意,欢乐而来,欢乐而走。重然诺,守信用,恶欺诈,尚诚实、爱交友。
        民初之前后,穷人虽有,但多烟、赌破产者,原皆地主子弟。只有外来户,才贫无立锥。对穷人,也不苛刻。本地穷人,只要戒烟戒赌,不卖光住宅,数年即可自足生存,甚至又好过起来。外来穷人,只要不病死,不盗窃,不遭天灾人祸,三、五年,也可翻身。因荒山多,租率低,只要不烟不赌,只负担二八租子,遇荒地多、田赋重、人口少的地主,他为收租以交田赋,太重,没人种,他还得“空纳粮”,所以,按当时个别情况论,佃户很易发财(官厅不收苛捐杂税,可以借住、借用工具、用畜),甚至还可以捉弄这种个别土财主(他要防匪、防盗、防绑票,不得不借重他人人力以自卫)。1921 年以后就不同了,驻军多了,地主富农负担重了,物价、金融、高利贷甚了,佃户的租率也高了,夺佃,增租,三七,四六,对半,租窑,租工具,租牲畜,借籽种,借口粮,皆须还本还利。过去如邻如友,可以互通有无,互相利用(如牲畜只要拉去用,给牲畜喂草料即行。地主只算闲喂不如佃户拉去用,可以自己省些草料)。此时,算盘打得更细,剥削随之,光省草料不行,还要牲畜身上得利了。绥米一带之剥削方式,剥削利率、租率,也由佳、吴、绥、米南移之户带来。移民多了,争种争租,致教训了地主。1921 年后,人愈稠,荒地愈少,剥削愈重,剥削的门径也愈多。
      由于土地产量低,山地多,有地百垧,才自耕农。依地租过活,非有数百垧千垧者不可。因此,很多中小地主也参加耕种。多为自种、雇工种、招佃户三种混合经营方式。安定,全依地租、不耕不种者,全县只有县城住的几位土豪劣绅兼地主者。乡间,即使拥地千垧之大地主,亦皆自种、雇种、佃种。不过,种的好地,牲畜好,强,工具好,受的早晨苦(一早
劳动,午后不上山,不背),半日活,轻劳动。有的地主耕作比雇工还厉害。有权不到地去一二日,家中作轻活休息,装忙,他比雇工还忙。这是安定地主除剥削与他处地主相同外,在生活、劳动方面与他处地主不相同者。
      全县,东西约二百三、四十华里长,南北约二百四、五十华里宽,为四万至五万平方华里。
      清末的文官,最大的文官为史宜右,工颜体字,为清末全国四大名写家之一,给光绪皇帝当过讲师,史唯然之曾祖辈,民初始殁,为京官中之七品,有权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奏事,可出入皇宫(侍讲,侍读),绥德扶风寨之“马氏祠堂”为他手迹。武官出过“四品带刀侍卫”,史姓,比文官早些,是保护皇帝的武官,等于中将级之警卫副官,在同治及光绪初年,后代堕落衰败,民初全凭卖土地房屋过日子。其余则拔贡、贡生、监生、廪生、秀才还不少。宣统年的拔贡最多,可能因有史姓这样文武官之故。县内好多秀才、贡生,个别拔贡,出钱买的,因而,有不识字之“忙秀才”,民间嘲笑之。
       同治年,平回乱之湘军中有龙仁荄,修瓦窑堡城墙,名龙公城。将许多土地交给书院,在瓦窑堡修一“正谊书院”,安定县城修一“文屏书院”,又给些银两作为书院基金,存商号生息,供书院开支。同治后之安定文人多出于这两个书院。民初,两个县立初高两级学校,还是这两个书院之地址、土地、经费。直至土地革命把土地分了,把债抗倒了,才止。1927 年后,县教育局才一年给补助一部分经费。正谊书院有孔子庙,龙公之牌位陪之,无七十二贤。每年春秋开学,全校师生须先祭孔祭龙。此礼,也在土地革命始止。其嫡系后代回湘去了,留一二家在瓦窑堡,衰落,学校年救济之。土地革命也给其穷后代分给窑洞、土地,人口不旺。
       县政,县长是傀儡,完全把握于三老绅之手。三老绅,孙子鸿把持财政,王伯扬、李耀辉把持教育。清末贡生。孙为全县最大地主高利贷者,明朝至今之老地主。王为地主之穷者,土地、财产均不多,烟鬼,人能干,文笔才华好,耿直,还照护穷人利益,也不贪污,县长、劣绅利用他作地主阶级的谋士、策士,也厉害,料事多中,所以统治阶级不舍他。1935
年,遣子投降红军,为赤卫军误杀。瓦窑堡解放,因年老,瘾深,多年民怨,镇压了。李为清末民初之暴发户,到过西安、北京,人极糊涂,左右摇摆,投机。小有产,比王富有,比孙差得多。子女多,会巴结官吏,故孙亦不放他。后任陕北地方银行安定分行经理。瓦窑堡解放,镇压了。他是三老绅中之出外办外交的。各方皆有人埋怨他,他是各方面的出气筒。孙在 1934 年为安定游击队拉豪绅捉住肃反了。这三老绅从清末至 1934 年,把持县政三、四十年,不只农民恨、乡绅怕,连坐县长也对之不痛快。王干侯任安定县长,公开给地方人说 :“安定五霸猖狂,子鸿加伯扬,东黄天锡,重光(李之字)宋永昌。”只有驻军不怕三老绅和五霸。
       另有史贾两人。史管田赋,烟鬼,深居简出,多分肥,不直接到老百姓,偶有诉讼求之者,他抓住大头,敲他点。因此,暗中有人反对,公开无人反对。他通过子侄,散布县官及绅士黑幕之内幕,所以,我们革命的人,虽划他在劣绅之类,觉他还有泄露黑幕之作用,也不之怪,不之咎,病死。贾为宋江、张文远一流人,清末民初在人民诉讼方面弄钱,早死,人不之咎。子弟多,多数好,改业,有三、四人教书,故人也不之较。土地革命,杀其一子。他的孙子有革命的,已成干部。儿子有三个参加过革命,离叛,一死,一劳改,一在关中经商。这两家对县政起不了把持作用,故人多不注意。三老绅虽封建的要死,顽固,守旧,不进步,但皆未如叛徒或 1930 年后之国民党员那样反共,三人中可能李入过国民党。这些人,客观上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,其主观上的个人反共反革命罪恶,比之叛徒和“剿共司令”“铲共司令”,那是连一件反共血债也没的人。这些人若生长在大城市,不一定死得早。二三十个县长,只有一个对他们不满意,其善于奉迎、投机,23 县,这种绅士也不多。三位土劣,把持县政三十多年,没有土皇帝威风,一县之官与民,很少人能斗过他们。土地革命革掉了他们的命。
       辛亥革命后,从西安回来几位剪了辫子的秀才,老百姓笑 “二毛子” “假洋鬼子”,又把剪下的辫子,假装盘在头上。1918 年,基督教小学、县立高小校的 20 岁上下留辫子学生,在剪时,还发生许多问题。
       民初,有位郭海宽,告县长,被县长按哥老会造反,杀掉。
       到西安住第一师范的一人,叫栾思荣 ;第一中学的二人,贾尚策、贾良策 ;到杭州住蚕桑学校的二人,孙礼亭、高子清;到太原住法政专门的三人,温子明、贺家瑞、杨彩霞 ;到榆林住中学的营尔斌、郭光青、贾子明、史唯然、井助善、井宪章、郭清廷、井相敦,后期的杨国栋、焦维炽,住单师的贺延年。这些人,早的赶 1920 年已返回,有的只住半年、一年
即不住了。为后来高小校之教员及县教局人员。学军事住武学校的,只有谢子长一人,住太原讲武堂(有的叫军校,有的
叫学兵团)
        老一代中,有不识字的秀才(买下的),有自学下的怪才人 :杨汉卿,字写得比拔贡的还好,所有碑、匾、柳赵、隶、篆皆佳,医、相、星、卜、阴阳、呈状皆行,会刻,会画,会做纸货,人很笨拙,做出的,写出的,画出的,治病,做生意,谁也赶不上。原来家贫,自学,多才多艺本身挣下的家当。人极圆滑,什么人也能往来。任广盛烈士, 听别人念书,自己学口歌,能将全部四书大小注和本文背下来。惠生财,写得比秀才还好,自学而得。惠泽仁烈士之父。樊学礼,卖凉粉手不释卷,逢人便问,能把全部四书讲下来,毫无错误,不亚于经师。他的自学,人谓其“识字”为“拾字”,言其见人即问而拾得也。用这种精神学马列主义的人不太多。这些人原皆文盲,贫苦,后皆因自学而名。
       1924 年以前,全安定,三万多人,既不知马克思,更不知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。连民国的总统,还是看过《民国演义》的,才知道有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冯国璋、曹锟,对孙中山的首任总统还以为是混了一混,
椅子也没坐稳,过渡人物,到后来经国民党吹,才知道有“国父”之称。
       先生、课本,并不讲这些人是干什么的。妇女,农村的主要是碾磨、针线茶饭,能利用午间去压瓜条,摘豆角,寻野菜,捡地软,采桑喂蚕,会纺会织,就是了不起的能干主妇了,其家必兴。城市的,以针线茶饭为主,有的连碾磨活不会,连毛驴不会骑,不会上下。老贫无靠者,做豆腐,卖煎饼,卖稠酒,卖杂面。少数给估衣铺、
裁缝铺帮做零活。
       小娃娃,七岁起,乡下从放牛放羊干起,担水,砍柴,喂牲口;城市,捡石炭,捡焦炭,当学徒做起,不能吃闲饭。供书的,上学,贫家,半工半读。女孩子,七岁起学针线,洗锅碗,打扫室内院外,学纺线,搓麻绳,合线,也学过日子。谚语谓“女娃上十二,要抵娘一半。”家庭琐事,生活饮食、衣服都已会干 ;有的十三、四不出嫁,完全担当一家生活。女子,根本没有任何权力,只有待字家中,出嫁了事。到出嫁之后,即所谓“嫁出的女儿,泼出的水”,再不过问了。到死后葬埋,娘家最后出面一次,好行好结束,不好,也行一结束。婚嫁用品,尚双,尚红。丧礼,三年,年年不同。婚丧礼颇隆重。
        原来婚嫁,虽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问聘纳采,但卖女过日子的人,还是不多,除非穷至无地可卖、无物可卖,才把女儿的聘金当钱过日子。就这样,清末一个女孩子的聘金才八千文,十二千文,二十千文,二十四千文,或者八两、十两、二十两银子,最多一个元宝(五十两)。出一个宝的,不论男家女家,即声闻乡里,人颇震惊。民国年,战争、兵匪之灾,苛捐杂税多,安定、瓦窑堡,有些人风行卖女儿给军官,从排长至连、营、团、旅长,也有给委员、县长卖的,后来演至给什长、马夫也卖,一个女儿从一百元至三百元,以至有官太太、旅团营连及马夫太太,老太爷亦如之。风声所播,陕北人欺负安定人都说 :“安定家,瓦窑堡家,全凭太太、老太爷的力量吃饭哩!”井岳秀本就蹂躏榆林妇女不少,其部下则蹂躏安定妇女不少。买去之后,有毒死者,有打死者,有贩卖者。有些人,确实也凭女儿减免了苛捐杂税,养老育幼。有些还庇护邻里亲友减免负担。有些仗上女婿军官之势,横行乡里,成为恶霸,无人敢惹。也有仗势行凶霸道被人民责骂处罚者。
       清末,温姓,山西人,富商,为入安定籍,贿买官绅之外,收买当时全县上学的学子。出了一个拔贡,坐了四川县官,贪污,名声不好,穷得也快,本地无人说好。另有一家,本地老户,父子两代两个拔贡,皆放了四川知县,穷无路费,两代皆未赴任。科举时代,争名夺利的人生观,争名夺利天经地义的时代,这样人很少。结果,两代皆教书终身。儿子当一
任省议员,只二年,刘镇华被驱逐,议会散,未任足四年。土地革命,镇压掉了。
       基督教在县城和瓦窑堡盛行过,以瓦窑堡最兴,建有救世堂,安定县城叫福音堂。初为英国人,属延安教区。后为美国人篡夺,改归汾阳教区。初有一些肤施秀才入教,致其气焰猖狂一时。天主教在吴家坪建有教堂,属延安教区。因基督教立学校,施医药,人虽反对,还不多说怪话。天主教因其宗教仪式比基督繁杂、落后,又信神,又敬神,许多地方反比中国原来的敬神敬鬼也繁琐了,所以老百姓说“天主教,瞎胡闹,不烧香,只放炮”。基督教初由山东、山西、三原人传教,后培养下安定城内本地人。天主教,外国人法、意、比、荷、西教士往来,吴堡人薛中茂神甫主持平日教务为多。与北京教区为一系统。
       1921 年后,大地主、大恶霸皆不供子弟上中学、上大学,五大恶霸只有李姓一家供了两个上中学的,因他是教育界多年。其他乡间大财主,子弟上中学的,百不及十。这是安定又一特点。当兵,搞民团为主。
        从 1921 年起,全县 900 两银子的田赋改为九千元银元,而每元银币又按比市价高二三倍至四五倍收,到 1931 年后按十倍收。过去,县长一月多少薪金,不向人宣布,也无人敢问,无人可知。后来知道,一月 240 元。
      鸦片烟直到 1933 年才禁绝,初每年要一千亩款,每亩五元到十元 ;1921 年后,固定为每年不论种不种,要三千亩的款,而且每亩又从十元增至十五元 ;到 1931 年邵力子主陕后,每亩省府要二十元,井要四十元,县附加之后,人民实际出五十元,而且对县长有所谓“提成”之分赃办法,即县长向省交一千元,其中有百元为县长可以私有之款。贪风日甚,催逼
日甚,县长竟亲自拿上马棒下乡催款,逼迫老百姓卖儿卖女,倾家荡产者,以至,不只穷人不能生活,上升户、富裕中农、富农、小地主、土财主也朝不保夕。因而,安定自 1928 年起,白德胜等游击队、狙击队活动,无人向官军告密,直至强世清游击队狙击打死县长刘墅明(安徽宿县人),反动政府把出事地点村子的富农、地主、商人抓起,拷打,无人吐实。后来,因游击区不巩固,绥德田庄出了叛徒,白德胜、任志贞夫妇作战负伤,隐蔽养伤,为叛徒所告密而被捕遇害 ;强世清等因久恋家庭,为处理善后事情泄密,致为狗腿衙役侦知而被俘遇害。就这样,乡间地主富农还是恨驻军反官绅为主(因为游击队的行动,使他们不进城市,不交款捐,不受官厅剥削和压迫)。战争,苛捐杂税,贪官污吏,驻军比土匪还糟蹋人民厉
害,土匪又多,23 县以这一县为最多灾多难之区。所以,革命的武装斗争,也以这一县搞得最早,失败的最多,以至,后来革命和反革命双方拉锯,也在全西北、全中国而论,在这一县拉锯拉得最多。
       为东西及南北交通之中心,皮毛、大烟,由西向山西,为必经之地 ;百货布匹,东由山西来,西至三边、宁夏、甘肃、新疆 ;粮食北运,银钱南流。民初,不只出产鸦片多,而且走私向山西贩大烟者,也多,太原、汾阳“坐老监”的十年徒刑犯人,许多陕北人中以安定人为多。酒,出名,向西向北销,年出口数万斤 ;糟牛向山西输出,农历二三月,年数百头。
       同善社从 1920 年至 1925 年盛行,后渐衰。
       “在理”,秘密结社,道佛相参,夜间“斋礼”,直鲁豫人搞,画符,念咒,施药,1919 年起,搞了两三年,自散溃。
       哥老会,从清末,至土地革命起始止。为西北的一个出名大码头。和官、绅、驻军、土匪皆有往来及关系。革命在最初,也利用过一个短时期。
       炭,最出名。油母页岩藏量最多。不只数量多,遍地皆可开炭窑,质量也极好,燃之易,火力强,火力硬,可炼金、银、铜、铁,且出焦炭。炭,不只供应本县,还向清涧输出。焦炭则远运靖边、定边、安边出售。
       二千年间,炭、酒、豆腐、粮食,为丰盛输出之大宗。纯农桑,后桑蚕被破坏。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为水、炭、粮最贱最富之地。
       1916 年之前,最高利率为二分,地租只十分之一。1921 年后高租高利之风渐甚,1929 年大旱及国民党搜刮,大加三的利息,月利,复利,现剥削(百元,只拿 95 元,计利仍按百元算),比陕北任何县之剥削、压迫为甚。
        全县,土地以西区贫瘠,土壤不好,产量低,但牧羊多,副产皮毛及羊输出多,草多“地椒”,山羊肉特别香,为名产。东区,平川地多,产量高,较富庶。北区,民风强悍,尚武精神及风俗盛,幼年即学拳术,特长“棍击”,走路时,手各一“栒子棍”,与身等,名“等身棍”,精者,一人可抵御一二十人,对付持刀矛者,也可抵四五人、七八人,不至受伤,可以自卫。平素多拿四五尺之鞭杆,名“鞭杆手”,至少一人抵敌一二人。械斗、闹事,多在这个区域,民间的刑事斗殴,也以这个地区的人多。
      各种矛盾最多之地,为瓦窑堡:肤施、安定两县官绅为贪污,为枉法,为徇私,为争权,为劳役,为负担,统治阶级之间也争闹不休。人民之间,两县之间因地界、债权、负担之外,还夹杂有外省外县客籍间之纠纷,主与主间,主客之间,客与客间,互相搅杂的纠纷,千奇百怪,应有尽有。农商之间,官民之间,首先反映与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和官绅的斗争,从历代以至民国,代代有之,比各县皆激烈、惨苦。
       商业和金融,完全操于山西人手,大商号皆从平遥、太谷、榆次、汾阳、绛州等处分来,名曰“发庄”,本号在山西,每年分四次向山西送“柜金”(货款),经理三年一回家,学徒有两年、三年两种回家办法,皆不带家眷。其分号,西至三边,宁、甘、新皆有。专经营布匹、绸缎、婚丧衣着嫁具。号规极严,分为经理、二掌柜、司账先生、跑街、站柜台、学徒,层次分
明,不许逾越。一年至三年给分号做一次总结,决定下次再做多大及多少年。不做投机倒把,保持中国商业资本家十一之利的传统。不和人生气打架,也不骂人,待客和气。对欠债、赖债、拖债之顽皮偶有为讨债叫骂纠打,出于伙计。经理,有为东家兼者,有为身股兼者,负全责。1921 年前,以客籍自居,也不过问地方事,也没负担,挣得本利,全拿回去。1921 年后,官、军苛捐层出不穷,初向商会借款,继向商会派款。成立商会,初只分派捐税,后因官厅和军队为钱仰仗于商会者多,以致 1930 年以后,商会无异县署及驻军之“太上皇”或幕后人,一切反而惟商会马首是瞻。1916年前,本地地主富户,有温、阎、孙三姓大地主兼大商还可操纵一部分市面,1916 年正月十五日乱后,三家商号先后倒闭,本地人只能开店(不用什
么本钱,一家为主,或几人合伙即行),做二三百元的小门面生意,货物还是从“发庄”批发来的。县城,更可怜,只有几家商号,虽其后台东主为大地主,但,不多放本,最多只三、五百元资本。因此,金融及经济命脉,全在山西巨商之手。皮毛全由交城“皮客”决定,“皮客”来,开行(挂牌价),预购,则小贩也好,屠宰业也好,立即繁荣起来。“皮客”一走,无人收购,牧业、屠宰业之繁荣立即萧条。平素,开磨房,开粮食店,鸦片店,小食品,零用品,银、铜、铁、石、木匠共约二三千人,比保安、安塞、靖边、延川等县,应有尽有,还算不错。要比绥、米、榆林,则百不及一。全县人口,百分之九十八、九十九为农业人口。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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